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缝合被刀斧劈裂的医患肌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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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“我儿子的血白流了。”王东清对着电话狠狠地说。

  在浙江温岭杀医惨案发生之后,这位2012年哈医大遇害实习医生王浩的父亲愤怒至极。

  “真是刀刀见血之痛。”电话那头的李惠娟沉默了几秒,回应道。她曾是王东清的代理律师,如今,她一直与王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。

  事实上,近两年来,作为律师和中国医师协会医疗风险管理委员会常委,李惠娟先后为国内4起重大杀医、伤医案受害者免费代理。而为了解开“医患关系”这道难题,她已经努力了18年。

  这个看来单薄柔弱的女子,已走遍除西藏外的所有省份。除了“实战”打医疗纠纷官司,“医疗风险管理”这堂课,她讲过700多场,台下的听众有医生护士,专家学者,也有医院管理者。

  为此,她几乎每天都乘着飞机飞,坐着火车跑,不少国内的机场,“到某个登机门要走多远,我可能比空姐还清楚。”

  一趟不过一两个小时的飞行,她也常常分割成好几部分,起飞时的15分钟睡觉,飞行平稳后打开电脑工作,下降时再睡一会儿,分秒必争。“好像多讲一堂课就有可能改善一对医患关系。”

  去年3月末,哈医大实习医生王浩遇害后,李惠娟的课堂不论在哪里开讲,总是以默哀开头。她低下头,闭上眼睛,想着“那个风华正茂、前程似锦的男孩”。然后教室里的院长、医生和护士们一起静默。

  在这位年轻人离开人世一个月后,李惠娟到他墓前祭奠。松枝当花,草根作香。她拭净冰冷墓碑上的泥土,在愤懑中决定为他代言。

  “那是我们家最艰难的时候。”王东清回忆道。彼时,网上“杀得真好、杀得太少”的言论横行,而李惠娟对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:“王浩是无辜的。”

  王东清至今记得李惠娟为儿子站在法庭上的样子。在他的记忆里,这个瘦小的女律师像一个战士,为了捍卫王浩生命的尊严和他们的权利,她句句犀利,“寸土不让”。

  回溯过往,这位出生于1959年的律师认为,在“文革”中看到老师被打、父亲被关牛棚,使她自小对“正义”有着一股执拗的劲头。

  1994年,在河北医大任职的李惠娟通过自学法学,考取律师资格。那是一段住着筒子楼、抱着孩子、白天上班、夜里挑灯的日子,但她觉得,“尽管清贫而辛苦,内心却很快乐”。她开始兼职从事真正喜欢的法律工作,因为有医学背景,她颇为自然地进入了“医患纠纷”这个领域。

  “律师都需要出名,我就算80岁了也需要。”李惠娟说。但在最初为王浩父亲代理时,她却要求“尽量保密”,因为“在以孩子鲜血沾染的背景下出名,会心中不安”。

  2012年4月,北京一天内发生两起刺伤医生案,引起大批媒体关注,李惠娟并没有第一时间与他们联系。

  直到几个月后案件开庭审理前,航天总医院被刺医生赵立众用微博私信向她紧急求助,她才回复道:“对不起,是我迟到了。”

  当另一位受害者,北大人民医院邢志敏医生见到李惠娟时,仍然因恐惧而双手颤抖。而赵立众将妻子介绍给律师认识时则补上了一句,“她差点儿成了寡妇”。

  “再也不能这样伤害他们了。”在李惠娟的生活中,丈夫是医生、朋友是医生、老师同学几乎都是医生。于是,当安徽医大二院医护人员一死四伤案、内蒙古包钢医院出诊医生被杀案发生后,她再也忍不住“扑”了上去。

  为了联系受害人家属、搜集证据、翻阅案卷,她彻夜不睡地守着网络和电话。接受委托后,她又开始一趟趟奔波于司法机构之间,连复印、递送、收取材料等小事都亲自完成。没有代理费,自己还要贴进车马费和住宿费。

  套上深色素净职业装,走进法庭,李惠娟是律师,板着脸,皱着眉,嘴皮子翻得飞快。但在更多时候,她也会“像每一个脆弱的女人”那样,被案卷中鲜血淋漓的照片吓得睡不着觉,为漂亮小护士脖颈后横亘的伤疤心疼。

  “害怕和心疼是因为我对这行的了解是真切的。”李惠娟说。她的朋友是一位胸外科专家。2003年“非典”暴发,这位副主任面临“紧急抽调进京,自己去还是同事去”的问题。

  朋友的妻子说:“如果你去,死了,我们的孩子反正也快18岁了。如果年轻那个去,死了,他的孩子才8岁。”然后她问他:“你有得选吗?”他答:“没有。”

  “去吧,不然咱们下辈子都不能活,不得安宁。”夫妻俩意见一致。

 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内科学1部副主任蔡映云教授与李惠娟相识20多年。在他看来,李惠娟能兼顾病人和医院、医生的立场,“很适合干这一行”。

  “你连阑尾炎和宫外孕都鉴别不了,还算什么医生?”“腿骨断了,怎么会死?”“茶水做尿检”这样的言论和行为,常令这位老教授痛心。他颇为认同李惠娟的一种看法:媒体对医务系统和医院有丑化,很多时候是因为根本不懂医学。煽动性的言论最容易造成公众误解,加剧医患矛盾。

  这位名医坚决反对儿子从医,因为自己早已“满心委屈”。而脖子上还留着深坑状疤痕的急诊医生赵立众则直接发问:“如果这个国家没人从医,那会是什么后果?”

  根据李惠娟的观察和统计,近年来,中国医患纠纷数量逐年增加,性质日益恶化和暴力化, “2012年以来是最惨烈的”。

  当年12月1日,李惠娟照例在一次授课前举行仪式,向遇难的安徽医大二院护士长戴光琼默哀。这场默哀被临时加上了一个新名字,因为课前不久,她刚刚得知,就在一天以前,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医生康红千被病人手持利斧砍死。

  即便非常痛心,李惠娟也从不认为,中国的医患矛盾主要是患者造成的。她觉得“这是全社会的责任”。她也曾帮助一些患者跟医院打官司,“只站在自己认为正义的那一边”。

  她常常对听课的医生们强调:站在病床边,千万别忘记了躺在病床上的感受。小到诸如沟通时拍拍患者的肩膀,消除他们的恐惧;大到医者应存有悲悯情怀。

  她的课堂,很少有学员中途退场。

  “老师是个"加柴火"的人。”多年未见的学生见到她,惊讶于她50多岁的年纪,说起时新的话题来,还像当年那样又多又快,谁也插不上嘴。

  她用最新款的智能手机,发短信时手指在屏幕上飞快移动。挂QQ、发微博、聊微信,样样都会。有一次,她甚至还运用先进的“GPS导航软件”,当庭拆穿凶手的“自首”谎言。

  出差在外,她得空就出门“扫街”,不一定购物,但为学习橱窗里“专业的”服饰搭配。

  坐在最喜欢的书店咖啡厅里聊天,李惠娟一下午换了3副眼镜—墨镜、金丝框、流行的树脂粗框。她不满意刚刚收拾的发型,用一顶灰色的、有浅浅暗花的帽子包住脑袋。桌下,她纤细的小腿上裹着针织长袜,脚蹬闪闪发亮的高跟鞋。坐在那儿好几个小时,她也始终保持上身挺直,连沙发靠背挨都没挨一下。

  她不会做菜,烫不平衣裳,每月只能陪家人两三天,更没时间帮丈夫照顾老人,但她和她代理的所有受伤的医生、受害者的家属保持联系。温岭医院惨案发生后,她对采访来者不拒,不仅连续更新微博,还动员赵立众医生上电视“现身说法”。

  这一切都是因为,不少医生都告诉她,这段时间,“能不能活着回家”,成了他们最担心的问题。

  “我对他们的帮助在客观上效果微乎其微。”李惠娟说,“不收钱也不是因为我高尚。”她认为她所帮助的人,其实对社会贡献比自己大,不应再让他们和他们的家人付出更多。

  王东清把李惠娟当做“永远的代理人”,即使是在最想把自己锁起来的时候,他也愿意跟李律师说说话。

  当李惠娟去探望病中的蔡映云时,老教授很感动。“医生不是穿上白大褂就成了天使,医生也是人,现在为医生讲话的人很少,她的存在意义很大啊。”

  这位律师除了“动口”,也会“动手”。比如和网络上热心公益的朋友共同组织活动、发起捐款。

  不久前,她又在安徽医大二院一死四伤案的庭前会议上,和司法鉴定专家就嫌疑人的“精神鉴定”问题较了真。

  “如果他是精神病,那么我也是,你也是,所有人都是!”李惠娟解释,凶手是想借“限制性精神障碍”逃脱法律制裁,这正是伤医案犯案人常用的伎俩,也是中国司法鉴定领域的大难题。

  然而,正如奔忙18年中遇到的大多数难题一样,李惠娟觉得,越来越感到需要信心。

  原本希望通过医疗体制建设、保险放心保)体系完善和全民素质教育“从根儿上解决问题”的李惠娟,而今感到无奈。

  “我被逼着,悲哀地沦落到赞成安检、钢叉加催泪弹的举措。”因为她不想,也不敢再面对更多的恶性伤医事件,不想让自己的课件案例里,不断被加进新的名字。

  “凶手伤的是王浩的身,伤的是行业的心,伤的是医患共同体的根本利益。”她一字一顿地重复着当年在法庭上的陈词,失败感迅速向下拉扯着她精致妆容下小心隐藏的皱纹。

  在时隔两年后,王东清近来终于梦见了他日思夜想的儿子。在梦里,王浩举着奖杯,穿着最喜欢的白衬衣,笑着跟父亲说,我要结婚了。

  从梦中醒来,王东清又陷入了温岭杀医案带来的悲伤和愤怒中。“为什么我儿子的生命都拦不住这样的事?”“他们告诉我时间会淡化一切,但我为什么越来越想他?”

  不久前,王浩的弟弟结婚了。原本不想再让家人从医的王东清想到未来的孙子,忽然又转变得很坚决,“一定要让他当医生,完成他大爷(大伯)的遗志。”

  为了这个并不存在的孩子和那个远未涉及的职业,李惠娟觉得,自己再失望,也还是应该“活着干,死了算。” 她还想要筹建一支志愿者队伍,还想在医院发展义工组织……

  “但愿有一天我无事可做。”她说,“那才是对我一生最好的褒奖。”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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